作者手记：王炜钰的一生是令人羡慕的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自幼受父母宠爱，读书时期得名师栽培，工作时期逢国庆工程，尽管经历了时代的大波大澜，依旧称得上岁月静好。兼为教师与设计师的她，谈起自己的设计，是荣耀的，谈起自己的学生，同样是荣耀的，因为荣耀，于是唯有知足与感恩。剥去身上的光环，这位气质优雅的老人又是亲切可爱的，在惊诧于87岁高龄的她依旧忙于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扩建设计时，你会为她当年跳窗溜冰的趣事开怀大笑，也会因她讲起曾喜欢看《还珠格格》而大跌眼镜。看着她的淡定从容，由衷感慨，人生如斯亦足矣。

 

 

年轻时候的王炜钰，大概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经历如此多的设计任务：革命历史博物馆、毛主席纪念堂、钓鱼台国宾馆、人民大会堂小礼堂、人民大会堂香港厅、人民大会堂澳门厅、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……这份名单可以拉很长；大概她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如此多的荣誉：全国装饰协会优秀作品一等奖、北京装饰协会优秀设计奖、中国室内设计终身成就奖、建国60周年功勋人物奖……这份名单同样可以拉很长。

这位一生荣耀的老人，1945年的时候，还只是一名刚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的女学生，因成绩优异而备受老师青睐，成为班里唯一留校任教的学生。从此，她的人生不曾离开讲台，亦不曾离开设计。

“老实干活”，是她对自己的总结。

 

 

“父亲从小教育我，要有本事，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”，王炜钰至今感激父亲的教诲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对女性而言，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嫁个好人家才是第一要义。但是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不希望女儿一生如此度过，于是从小教育孩子要学本事，靠自己。才华横溢的表姐林徽因，更让王炜钰心生向往，也使她自幼对建筑设计产生了兴趣。

王炜钰的高中生活在女子一中渡过，她笑言，当时在别的女同学已经女儿态十足的时候，自己还傻乎乎的。那时除了学习，她最喜欢的就是溜冰。上课的时候脚上就套着冰鞋，一下课就从临窗的座位上跃窗而出，奔向教室外面的冰场上痛快玩一场，上课铃响，再由窗而入。 “女儿国”里的她，活泼好动，如此本性，也令她在之后的人生中，乐观永存。

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后，王炜钰一下子从“女儿国”进入了“男儿国”。当时工学院只有建筑工学系和应用化学系两个系招收女生，女生稀缺得很，走在院子里，常被无数眼睛盯着。王炜钰不愿成为花边新闻的女主角，对自己便多了几分自我约束。在当时的混乱时局中，她师从建筑大师沈理源先生，一心埋头于学习，醉心于建筑设计。

直到毕业后，王炜钰才得知当时班里人员身份混杂，有地下党，有特务，还有据说身份显赫的朝鲜人，于是恍然大悟难怪当年有些同学行为诡异。

“一心设计，没有杂念”，是她对当时自己的概括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王炜钰不过21岁，是班里唯一的留校教师。初登讲台，面对几乎同龄的学生，她犹有羞怯。此后，她在讲台上挥洒一生，如父亲所愿，“靠自己的本事吃饭”。

 

 

1952年院系调整中，北京大学的建筑工程系并入清华大学，王炜钰也因此成为清华大学教师。在清华，王炜钰开始了耀眼的设计生涯：从革命历史博物馆，经毛主席纪念堂，到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。回首自己的众多设计，她笑称自己是个“福将”，“他们都觉得说，怎么好的项目都落到我头上了呢？”

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是个开始。1958年 ，当时的北京副市长万里主持动员会，号召动员全国大专院校和设计院的建筑师参加“国庆十大建筑”工程的设计，鼓励年轻人解放思想，敢想敢干。34岁的王炜钰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，带领两名年轻老师及十几名学生，日夜奋战，共同设计出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案，并最终中选。那也是王炜钰接手的第一个大项目，“年轻人也能够做出成绩来，对自己的设计能力是很大的鼓舞”。

打响了头一炮，任务接踵而至。1959年，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办公室提出修改，要清华大学派专家负责，王炜钰接下重任；1976年，毛主席去世，全国选拔四十余位建筑设计人员，集中设计毛主席纪念堂，王炜钰荣幸入选。那是段难忘的经历，她回忆，“当时大家都非常伤心，都想着要为毛主席建一座好的纪念堂。”整个设计花了很多心血，既要考虑政治意义，又要考虑纪念堂的功能需求，还要兼顾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的统一，最终，她设计的重檐式的纪念堂方案被采用。

也有对自己的作品忐忑的时候。1995年，王炜钰受邀做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的室内设计。她决心“要为澳门同胞打造一处北京的家，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感受到祖国的温暖。”考虑到澳门的地方特色和人民大会堂的整体气派，王炜钰选用了西式古典风格。完工的一期工程受到了前来参观的澳门同胞的赞赏，但是，也有代表认为西洋景太多，中华民族风格不足。王炜钰顿觉惭愧，似乎爱国热忱不如澳门同胞，遂将外厅设计改为中式古典风格，但心里始终有疙瘩，担心风格不够统一。澳门厅整体完工后，主持工程的马万祺前去验收，一句“中西合璧”的评价化解了她心中的疙瘩。

对自己总能拿到令同行向往和羡慕的设计任务，王炜钰一直感慨自己人缘好、机遇好，她对自己的工作评价很简单：“我就是老老实实干活，不说最好吧，但是卖力。”

 

 

王炜钰就是个年代特色鲜明的人，言谈中依旧保留着上个世纪的语言风格。因为是解放之前接受的教育，她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的“旧知识分子”，但不管怎样改造，真善美始终是她的道德底线。

国庆工程之后，清华的党组织想要发展王炜钰入党。王炜钰虽也深为共产党的领导所鼓舞和感染，但她觉得自己不够格。在她眼里，共产党员是不同材料的人，他们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，无私奉献，甚至能为了党牺牲自己。王炜钰不希望顶着党员的桂冠，却名不副实。时过境迁，文革之后，很多人对党提出了质疑，王炜钰却有了新的想法。在她看来，盲目的批评忽略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成绩，也忘记了旧社会吃黑面的苦日子，对党是不公平的。于是，她提出申请入党，她觉得自己心里已经入党了，可以为党做很多事情，就应该加入这个组织，“我不是为了羡慕什么，我也不要求做什么官，我觉得我够了格，我愿意为这组织做事情，我就入了。”

对良心的坚守是王炜钰思想改造的底色。文革期间，王炜钰也曾为一夜之间的突变惶惑不安，但她没有加入任何派别，她说：“我自己心里有一道坎，这不是什么政治坎，我就觉得人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” 她不想在别人倒霉的时候，再去踩别人一脚，看着大字报上的肆意批评，她总是会想一想：“你真的知道人家是一个坏人吗，不知道就乱说，这是人格的问题。“做一个好人”是她的原则，因而政治运动之中，她只是做份内之事，也躲过了许多劫难。

对王炜钰的设计而言，思想改造带来的最大改变，一方面是令她抛弃了个人英雄主义，另一方面，则使她对设计始终抱有这样的理念：设计是解决矛盾的过程，需要满足各方面的要求，因此要比使用的人想得远，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长远的矛盾。

 

 

一直顶着著名室内设计师头衔的王炜钰，同时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，是养育了3个孩子的妈妈，是贤惠的妻子。抛开光环，她依旧诚恳动人。

王炜钰喜欢教师这个身份，近六十年不离讲台，不离建筑设计教研组。她笑言和年轻人在一起，心态更年轻，而教书育人，更让她有种开花结果的成就感。学生们忆及王炜钰，也都称赞先生学问深，人品好，待学生亲如儿女，诚恳耐心，“我以后能成为王先生那样就好了！”，是学生们说起王炜钰讲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待学生亲如儿女，对儿女倒是有些亏欠。王炜钰的先生是北京设计院的工程师，也曾参加到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建设中，两个人大半生致力于工作，相互扶持，对三个孩子的照顾就少了些，她心中总有些歉疚。大女儿初二时就参加了第一批插队，被分到陕西养驴，王炜钰心疼孩子，不舍得孩子去受苦，又觉得要服从领导，不能让孩子档案上有污点，只能经常给孩子写信，寄点儿吃的。得知女儿喂养的驴生了小驴，没奶水，她还专程跑去郊区请教兽医，给女儿寄奶粉喂驴。忆及这些，她也笑自己当时不知所措的可笑。不同年代的母爱表现方式虽有差别，但用情之深都是一样的。

如今，儿女也都已过不惑之年，本该安享晚年的王炜钰，还不断地接一些设计任务，几乎每天都画设计图。闲下来的时候，老人爱看电视，曾经的《还珠格格》是她的最爱，而最近这些革命年代的戏，又让她似乎重新回到了年轻岁月。

王炜钰是个健谈的老人，87岁的高龄依旧思路清晰，面庞清秀，明亮的眼眸中，依稀可以想象出那个喜欢溜冰的女孩儿的样子。抛开所有社会赋予她的符号，眼前这位老人，就是一个爱美又懂美的女人，她在设计中拥有了识别美的眼光，感受着生活的美，也让自己拥有了一段美丽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