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手记：这是一个普通的老人，历史的车轮滚滚里，过着平凡人的生活，被社会大潮向前推着走，求的是现世的安稳，谈不上建功立业的宏伟梦想，也不为豪言壮语所驱。他正常地结婚生子找工作，寻求舒适的生活，没有大篇的人生道理，也没有对苦难的不堪回首，不过笑谈几句罢了。在久经了岁月的洗礼之后，享得儿孙满堂，合家幸福，对他而言，就是一种圆满。

 

 

 

王登五

 

王登五，河北人，家在北京，1940年进入北平大学学习，在建筑系学习一年后转入土木系，1944年毕业。今年已91岁高龄的王登五，依旧精神矍铄，每日读报散步，始终笑呵呵的，一副乐观豁达之态。

 

1940年的北京已是沦陷区，皇城根下的北京人生活在一种压抑的平静之中。当时北京多数高校为日本人管制，没能跟随大部队前往后方的年轻人，不得已在日辖区读书。王登五就读土木系，也几经了辗转。他本是考取了北大医学院，哥哥担心他粗心，不建议他学医，错过了医学院的入学。考虑到自己喜欢四处走走，不喜欢死读书，王登五选择了土木系，想着可以去修铁路，也就能到处游历，到处看看。

 

在王登五的回忆中，当时的学校生活乏善可陈，不像今日有诸种的文娱活动，只是偶尔和同学打打篮球。亡国奴的身份下，学生读书都很刻苦，设计画图，都要熬至深夜。教书的先生中也有很多杰出学者，如朱兆雪、黎锦炯等。王登五讲起朱兆雪先生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事情，还满是敬佩，说先生教书时就很有特色，一连讲三个小时不休息，听者众多。他印象更深的是“刷课”，当时工学院有一名教水力学的日本教员，每逢此课，同学们往往想办法“刷课”，以达成一种抵抗。每忆及此，老人脸上都露出一副恶作剧般的笑容，犹如重返青春年少。

 

彼时的中国，风雨飘摇，亡国的危机近在眼前，年轻人也多有惶惑之感。毕业之后的王登五，从沦陷区出走，携家带口赶了4天的路，奔至陕西，历尽艰辛，在陕西西南洛河中学谋得一份教职，教授中学数学。一年后，王登五有机会前往兰州铁路局，担任工程师，修建天兰铁路，自此，一生不离铁路事业。

 

时代变局下，人难寻安稳，需要随时听从国家召唤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王登五从兰州转至太原铁路局，不久又参与修建成昆铁路。成昆铁路建设完成，周总理提出要加强沿海铁路建设，王登五又跟随组织于1967年返京，遂一直在北京铁路局工作。除了年少想四处走走的念头，在王登五眼里，修铁路更是一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事情。积弱积贫的中国，铁路事业刚刚起步，远没有今日发达，在王登五看来，能够修建铁路，是造福国家的大事业。如他所欣赏的詹天佑，以一己之力证实了中国人的能力，那是值得骄傲的。

 

多年的铁路工作中，修建成昆铁路的经历至今让王登五印象深刻。成昆铁路沿线地质情况非常复杂，“需要桥隧相连，山里头转几个圈再出来”，苏联专家当时都说不好修，但成昆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，涉及攀枝花钢铁的开发，修建又非常迫切，毛主席亲自下指示，希望工程可以抓紧。当时的技术水平并不先进，有很多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，如开山时工人使用刚风钻和水风钻两种，水风钻慢，刚风钻快，但刚风钻会产生很多粉末，吸入多了会得肺病。为赶进度，很多人使用了刚风钻，后期才要求大家使用水风钻。王登五回忆说，整个修建过程中，牺牲了很多人，当时每一个车站前就有一座陵园，死去的人随即就被装入一幅幅棺木，埋在陵园中。今日听来，也让人唏嘘感慨。

 

九十余年的人生，足够经历共和国建设中的大小波动，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。王登五参与过如成昆铁路这样的建设工程，也参与过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。他当过造反派，也挨过批斗，蹲过牛棚，但老先生并没有多讲。人生行至此时，也许已经看淡了很多东西，回想起来荒唐的过往，王登五笑着说：“现在想就是年轻吧”。

 

安享晚年的王登五，依旧每日看《参考消息》，关注国家形势。他留恋昔日北京城的幽幽古迹，也感叹今日城市建设的灼灼光彩，虽年老仍对这个国家的建设满怀热忱。作为工学院的老院友，王登五也一直关注着北大工学院的发展，他为院友会上学院的发展报告而深感激动，期盼学院再现辉煌。